案发现场第2部剧情介绍: 《文史通义》所展开的史学批评,自以“史意”为基本着眼点。章学诚评论《左传》《史记》《汉书》这三部书的关系,指出:“就形貌而言,迁书远异左氏,而班史近同迁书”;但“推精微而言,则迁书之去左氏也近,而班史之去迁书也远”。这是因为:“迁书体圆用神,多得《尚书》之遗,班氏体方用智,多得《官礼》之意也。”[27]只有不仅从形式上判断,而且从思想上分析,才能得到这样的认识。他评论袁枢的《通鉴纪事本末》说:“按本末之为体也,因事命篇,不为常格,非深知古今大体、天下经纶,不能网罗隐括,无遗无滥。文省于纪传,事豁于编年,决断去取,体圆用神,斯真《尚书》之遗也。”由此,他进而认为:“书有作者甚浅,而观者甚深”,“神奇化臭腐,而臭腐复化为神奇,本一理耳。”[28]这就不仅指出史书作者的创旨。而且讲到了批评家从中窥见的深意,从而使作者的创旨在理论层次上提高了。章学诚对《通志》的评论中,其所谓“史意”的主旨,更是清晰可见。他说:郑樵“慨然有见于古人著述之源,而知作者之旨,不徒以词采为文,考据为学也”,“而独取三千年来,遗文故册,运以别识心裁,盖承通史家风,而自为经纬,成一家言者也”;“自迁、固而后,史家既无别识心裁,所求者徒在其事其文。惟郑樵稍有志乎求义”[29],这是对“史意”的一个极好的注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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