印度的佛学电影叫什么剧情介绍: 在这种慷慨激昂的爱国情境中,勾践也免不了被塑造成一位一心为国,大义凛然的领导者形象。在结尾面对西施因自觉被玷污,无颜面对范蠡而自杀时,勾践捧着西施的遗物“拭泪”,并宣告:“我们越国的救国英雄西施姑娘是永远不死的。”[3]领导者的赞扬永远是一种最好的激励。无论西施是出于什么原因自杀,她为国牺牲的行为都值得肯定。通过勾践这个形象之口宣扬的“国家至上”观念,正迎合了30年代的救亡话语,激荡起更高昂的民族主义斗争情绪。
显然,30年代的剧作家们就是由于将勾践置于单一的现代民族国家话语中,急功近利地给历史人物设定了现实政治任务,从而导致其行为动机过于简单,失去了人物的丰富性、深刻性。
1941年以后,历史剧的创作空前繁盛。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抗战以来民族意识的高涨,激发了剧作家抚今追昔的历史想象,使得他们借历史剧表达民族抵抗的意志和感时忧国的情怀。另一方面,更主要的原因是,国共合作的摩擦、政治环境的恶劣都迫使剧作家,尤其是国统区和上海“孤岛”的作家们不能直接选用现实题材来反映尖锐的社会问题,只能通过历史演义来表达对于抗战与民主的时代要求。穿越了民族救亡与政治斗争的硝烟,剧作家们得以沉静下来关注人、人性,从而赋予历史故事更为广阔的艺术空间和丰富的审美内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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